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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个出身寒门却才华横溢的学子面露绝望和愤懑，他的话引起了许多清贫学子的共鸣，恐惧取代了希冀。

    但也有少数思想活跃的学子和年轻助教私下议论。

    “孔祭酒所言固然是正理，然太子殿下‘格物致知’之论，亦非全无道理。太行山之困，确需实学专才。《周礼》亦讲‘百工’，技艺何尝不是大道之一端？只是……只是与圣学并列，甚至可能权重日增，实在令人难以接受。”

    “博陵崔氏竟已先行试点？崔衍公乃当世大儒，他若支持……是否意味着此事并非全无转圜？”

    “慎言！小心被扣上离经叛道的帽子！”

    国子监内，压抑的气氛下涌动着不安、愤怒、迷茫和一丝丝不易察觉的动摇。

    学规虽严，但私下串联、上书请愿、甚至酝酿罢课的风声，已在暗处悄然流转。

    这里是清流士林的大本营，也是反对派力量最集中、发声最有力的地方。

    相较于市井和学府的喧嚣，官场显得更为诡谲，如同静水深流，水下却是激烈的暗涌。

    守旧党们下朝后便频繁密会。

    他们以“捍卫道统”为旗帜，一边发动门生故旧、言官御史，酝酿着更猛烈、更具杀伤力的奏章弹劾，目标直指动摇教育根本的李承乾父子，尤其是被视为“祸首”的李易。

    他们深谙舆论之道，准备利用长安乃至全国士林的愤怒情绪，向李世民施加巨大压力。

    同时，他们也在联络地方上具有影响力的书院山长、名儒宿老，结成更广泛的“护道”同盟，试图从根基上否定试点。

    务实中立派态度谨慎而微妙。

    他们未必认同将“格物”之学抬得过高，但对旧学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感同身受。

    太子提出的“专才”需求，尤其是对铁路、工矿、水利等新政领域的推动作用，他们无法忽视。

    这部分人暂时保持沉默，冷眼旁观，心中盘算着利弊。

    他们在等待太子父子拿出的具体试点章程，评估其可行性和对自身权力、利益格局的影响。

    皇帝的态度是关键，他们不会轻易站队，但若李世民最终表现出明确支持，他们会迅速调整策略，寻求在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。

    革新派们则紧锣密鼓地行动。

    李承乾回到东宫，立刻召集心腹幕僚以及格物研究院的核心学者，昼夜不息地完善试点方案。

    他们深知，皇帝要的“详尽章程”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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